夜风像块浸了冰的抹布，擦过裸露的手腕时带着刺人的凉。我把外套领子又往上扯了扯，却挡不住从破洞袖口钻进来的风，只能攥紧空瘪的口袋，听着肚子发出第三十七次抗议。

霓虹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洇出五颜六色的光斑，刚下过的小雨让空气里飘着烤串和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。街对面的烧烤摊飘来孜然和炭火的香气，铁架上的肉串正滋滋冒油，油星子落在炭火里爆出细碎的火星，在渐暗的天色里格外分明。

我停下脚步，喉结不由自主地上下滚动。距离被房东赶出来已经过去三十六个小时，钱包在地铁上被偷，手机昨天就没电关机，现在浑身上下最值钱的，是口袋里半盒皱巴巴的烟。刚才在便利店门口盯着别人扔掉的便当盒看了五分钟，最终还是没好意思捡起来。

“小伙子，站那儿干啥？”

粗犷的嗓音突然从烧烤摊那边传来。我吓了一跳，看见穿黑色围裙的老板正挥着手里的扇子看我，铁架后面还坐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，手里捏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算不上审视，更像随口的关切。

我慌忙低下头，往后退了半步：“没事，路过。”

“路过就路过，站着跟个桩子似的。”老板哈哈笑起来，翻了翻铁架上的肉串，“饿了吧？看你站那儿半天了，过来坐坐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我攥着口袋里的烟盒，指节泛白。这辈子最狼狈的时候，大概就是现在了。

“让你过来就过来。”穿夹克的男人突然开口，声音比老板沉一些，带着种不容拒绝的温和，“我请客。”

我愣住了。他已经站起身，往旁边挪了挪塑料凳，腾出个空位。昏黄的路灯照在他脸上，能看见眼角的细纹和鬓角几缕白头发，大概五十多岁的年纪，手指关节有些粗大，看着像个普通的工薪族。

“真不用了，我不饿。”肚子却在这时不争气地叫了一声，声音大到连自己都听见了。

老板已经麻利地拿了两串烤腰子和一把烤串，用锡纸包着递过来：“拿着吧，张哥让你吃你就吃，他这人就爱管闲事。”

穿夹克的男人——也就是老板口中的张哥，已经把那瓶矿泉水拧开递到我面前。冰凉的瓶身碰到我发烫的手心，我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，连连摆手：“真的不用，我……我没钱。”

“谁说要你钱了？”张哥把水塞进我手里，又接过老板递来的烤串塞给我，“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？先垫垫肚子再说。”

烤串还带着炭火的温度，油脂透过锡纸渗出来，在我手心里留下温热的印记。腰子的膻香混着孜然味直冲鼻腔，我盯着那焦香的肉皮，突然鼻子一酸。上一次正经吃饭还是三天前，跟公司同事散伙饭，那天老板宣布项目解散，大家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时，谁也没料到我会落到这般境地。

“吃啊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张哥已经坐回自己的位置，拿起一串烤筋慢慢嚼着，没再看我，像是给我留足了台阶。

我终于没忍住，抓起一串烤筋塞进嘴里。肉质紧实，带着恰到好处的嚼劲，孜然和辣椒面的味道在舌尖炸开，烫得舌头发麻，却舍不得吐出来。两串下肚，喉咙里火烧火燎的感觉才缓解了些，我拧开矿泉水猛灌了两口，冰凉的液体流过食道，激得打了个哆嗦。

“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”老板又送过来两串烤鸡翅，“张哥今天心情好，你算沾光了。”

张哥笑了笑，从老板手里接过一瓶冰红茶，拧开递给我：“喝这个吧，比矿泉水解腻。”

“不不不，这个太贵了。”我慌忙摆手，手里的矿泉水才喝了两口，已经觉得受之有愧。

“拿着。”他把冰红茶塞进我怀里，语气不容置疑，“一瓶饮料而已，能值多少钱？”

我捏着冰凉的饮料瓶，指尖都在发烫。穿夹克的男人正低头对付一串烤茄子，灯光下能看见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他吃得很慢，不像老板那样狼吞虎咽，倒像是在细细品味。旁边的老板一边烤串一边跟他闲聊，说最近城管查得严，说隔壁水果店老板的儿子考上大学了，说昨晚的球赛真可惜。

“张哥，你真要对个陌生人这么好？”老板往炭火里添了块炭，火星子噼啪往上窜，“现在这社会，好心未必有好报。”

张哥抬起头，刚好对上我看过去的目光，他没回避，反而笑了笑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比他还狼狈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飘向远处的路灯，像是在回忆什么：“三十多年前，我在火车站候车室睡了半个月，兜里只剩五毛钱，是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给了我两个热乎蛋，还塞了张十块钱的票子。那时候十块钱顶现在一百块用了，我问她名字，她说啥也不肯说，就说出门在外，谁还没个难处。”

炭火渐渐小了下去，老板往铁架上刷了层油，滋啦一声响。

“后来我生意做起来了，回去找过那个老太太，没找到。”他拿起矿泉水喝了一口，喉结动了动，“但我总记得那两个茶叶蛋的味儿，热乎的。人这一辈子，谁还能没个走窄了的时候？帮一把，说不定就能让人家缓过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