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被胶片转动的声音吵醒的。

凌晨三点十七分，窗帘没拉严，月光斜斜切在地板上，像一截被剪断的胶带。我坐起身时，后颈的汗黏住了衬衫领，梦里的气味还没散尽——消毒水混着松节油，还有某种灼烧物的焦糊味，像老式电影院散场后，座椅缝隙里藏着的陈年气息。

那个梦太清晰了。

我记得梦里自己坐在观众席，眼前是块褪色的幕布，正放映一部黑白电影。片名是手写的，墨水洇了边，只能看清“第七”两个字。画面里有个穿灰西装的男人，总在奔跑，镜头追着他的背影穿过狭长的走廊，走廊两侧的门都没上锁，每扇门后都是不同的房间：有堆满钟表的阁楼，齿轮卡在十二点零三分；有浸在水里的厨房，碗碟在水面打着旋；最末一扇门后是片雪地，男人跪下去时，膝盖陷进积雪的声音，我在梦里都能听见。

他好像在找什么。镜头切到他的侧脸时，我发现他没有眼睛，眼眶里是两个黑洞，却在流泪，黑色的，像融化的墨。

电影的结尾很突兀。男人推开最后一扇门，门外是片白光，他走进去的瞬间，幕布突然烧了起来。火苗沿着边缘爬上黑边，把“第七”两个字舔成灰烬，我在梦里闻到的焦糊味，就是从那时开始弥漫的。

我摸出手机想记点什么，备忘录里敲下“灰西装、无眼人、会烧的幕布”，指尖却顿住了。这些意象太具体了，像有人把胶片直接塞进了我的脑子里。更奇怪的是，我清楚记得电影的运镜——推轨镜头掠过走廊时的轻微颠簸，特写男人手背青筋时的呼吸感，甚至有个镜头从天花板垂下来，像只窥视的眼睛，这些都是电影学院教过的术语，可梦里的我明明只是个观众。

那天之后，这个梦像块没显影的胶片，在我脑子里反复显影。我翻遍了IMDb和豆瓣，查遍了黑白默片目录，甚至托人问了 Film Forum 的老放映员，得到的答案都是“没听过”。有个研究电影史的教授听完我的描述，推了推眼镜说：“像茂瑙的风格，但他没拍过这种超现实题材。”

“或许是我记错了？”我咬着咖啡杯沿问。

“也可能是你的潜意识在拍电影。”教授笑了，“创作者的梦，有时候是自己的第一任观众。”

那时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，在剧组当副导演，每天扛着监视器跑场地，最大的梦想是拍一部自己的长片。这个梦像根刺，扎在我心里，我开始在笔记本上补全它：男人叫陈默，是个钟表匠，他的眼睛是被自己亲手挖掉的，因为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时间；那些门后是不同的时空碎片，他要找的是1943年的某个午后，他女儿走失的那天；结尾的白光是时间的尽头，他走进去不是消失，是终于能在所有时空里同时存在。

剧本写了三年。第三年冬天，我拿着修改到第七稿的剧本，在投资人的办公室里把梦里的场景讲了一遍。窗外飘着雪，投资人捏着剧本的手指关节泛白，突然说：“走廊里的门，要刷成不同的蓝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黑白片里，蓝色是唯一能显影的彩色。”他指了指自己的眼镜，“我祖父是洗印厂的，他说过，有些老胶片里藏着肉眼看不见的蓝。”

我愣住了。这个细节，我从没写进剧本里。

开机那天是春分，剧组租了栋废弃的医院楼。美工组把走廊刷成灰白色，每扇门漆成深浅不一的蓝，从普鲁士蓝到靛蓝，像把彩虹拆成了单色光。道具组找来三百多个旧钟表，堆满阁楼场景，指针全都停在十二点零三分。我站在走廊尽头，看着穿灰西装的演员走过，突然想起梦里的镜头角度——原来不是推轨，是演员走得太快，镜头没跟上，才晃出那种颠簸感。

拍摄到第三十七天，出了点意外。拍摄雪地场景时，道具组用的人工雪是淀粉做的，被暖气烤得化了水，演员跪下去时，裤子沾了一片湿痕。我盯着监视器里那个画面，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，和梦里幕布燃烧的气味一模一样。

“停！”我喊出声时，声音在空旷的摄影棚里发颤。

场记跑过来问怎么了，我指着监视器说：“把镜头抬高，从天花板往下拍。”

灯光组慌忙调整设备，当镜头从高处垂下来，演员跪在“雪地”里的身影缩成个小黑点时，我后颈的汗又冒了出来——和梦里最后那个窥视镜头，分毫不差。

杀青那天，我在剪辑室待了整整一夜。当最后一帧画面定格在白光里，我突然发现，电影的时长刚好是七十四分钟，而我做那个梦的日子，是七月四日。

电影上映后，有影评人写：“《第七扇门》最精妙的是镜头语言，仿佛观众在梦里跟着主角奔跑，所有的颠簸与晃动，都带着潜意识的混沌感。”

我把那篇影评剪下来，贴在当年的笔记本里，和“灰西装、无眼人”那几行字放在一起。

五年后的某个深夜，我在电影节的庆功宴上喝多了。年轻的记者围着我，问起创作灵感，我说了那个梦，说自己至今不知道那部电影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