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057年的春天，汴梁城的柳丝刚染上嫩黄，礼部贡院的围墙上却已爬满了窥探的目光。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是欧阳修，一个留着八字胡、笑起来眼睛会眯成月牙的中年人。但此刻，他手里捏着一份答卷，眉头却拧成了疙瘩——不是因为文章不好，而是好得太离谱。

文章开篇写道：“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寥寥数语，如老吏断案般清晰，又似山间清泉般流畅，全然没有时下流行的骈（pián）四俪六、堆砌典故的酸腐气。欧阳修拍案而起，对同考官梅尧臣说：“此等文字，当避此人出一头地。”他以为这必是自己门生曾巩的手笔，为避嫌，硬是把这份答卷判了个第二名。

后来揭榜，众人方才惊觉，那篇震碎考官眼镜的文章，出自一个名叫苏轼的四川青年之手。而这场科举，不仅让苏轼、苏辙兄弟名动天下，更悄悄改写了宋代文学的走向——因为它标志着“古文运动”的全面胜利，也让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星光，开始照亮历史的天空。

要讲唐宋八大家，得先说说他们共同的“敌人”——骈文。这玩意儿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从南北朝时期就霸占文坛C位，讲究对仗工整、辞藻华丽，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，非得拆成两句，再塞进一堆典故。比如写春天，得说“春阳布泽，万物昭苏”，写下雨，得说“玄云垂幕，甘泽流滋”，看着挺美，读着费劲，实用性基本为零。

到了唐代中期，有两个文人率先看不下去了。一个是韩愈，人称“韩昌黎”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脾气也火爆，没事就喜欢跟人抬杠。他觉得文章就该像说话一样直白，能讲道理、办实事，干嘛非要穿金戴银装大款？另一个是柳宗元，字子厚，人称“柳河东”，虽然性格比韩愈温和，但笔头一样厉害。两人一拍即合，发起了“古文运动”，口号是“文以载道”，意思是文章得承载道理，不能光搞形式主义。

韩愈这人特能折腾，不仅写文章批判骈文，还身体力行写“古文”。他的《师说》里那句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，到现在都是老师们的口头禅。他还写过一篇《送穷文》，把“穷鬼”骂得狗血淋头，实则自嘲怀才不遇，语言幽默得像说单口相声。柳宗元则擅长写寓言和山水游记，《捕蛇者说》里“苛政猛于虎”的呐喊，《小石潭记》里“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”的意境，至今读来仍让人拍案叫绝。

可惜，唐代的古文运动就像一阵风，吹过之后，骈文又卷土重来。直到北宋初年，文坛还是被一种叫“西昆体”的骈文变种统治着，代表人物杨亿、刘筠，写文章专爱掉书袋，一句诗里恨不得嵌三个典故，老百姓根本看不懂。这时候，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——欧阳修。

欧阳修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年又号六一居士（一万卷书、一千卷金石遗文、一张琴、一局棋、一壶酒，再加他一个老头）。这人不仅文章写得好，还是个“伯乐”级别的存在。他当考官时，专门打压西昆体，提拔写古文的考生，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王安石，全是他一手发掘的。有人不服，在考场外骂街，欧阳修也不生气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等着瞧，再过十年，看谁还写那些酸文假醋。”

欧阳修的文章，风格跟韩愈不一样，韩愈像烈酒，辛辣直白；他像清茶，温润平和。《醉翁亭记》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把被贬的苦闷写成了山水雅趣；《秋声赋》里“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”，把秋声写得如临其境。他不仅自己写，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写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“三苏”和曾巩、王安石。

说起“三苏”，得先从一个“老愤青”说起——苏洵。苏洵字明允，号老泉，四川眉山人。他年轻时不爱读书，直到27岁才突然开窍，把自己关在家里苦读。有一次，他把自己早年写的文章拿出来看，越看越觉得丢人，一怒之下全烧了，重新提笔，这才写出了《六国论》那样的雄文。

《六国论》开头就霸气侧漏：“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弊在赂秦。”接着层层递进，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分析得透透彻彻，最后落到“苟以天下之大，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国下矣”，明着说六国，暗着骂北宋朝廷向辽国、西夏割地赔款的窝囊事。这种借古讽今的写法，成了苏洵文章的招牌。

苏洵有两个儿子，苏轼和苏辙，哥俩从小就跟着老爹读书。苏轼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这人是个全才，文章、诗词、书法、绘画样样精通，性格还特别乐观，不管被贬到哪里，都能苦中作乐。苏辙字子由，号颍滨遗老，性格比哥哥沉稳，文章也以严谨着称，后来官至宰相。

哥俩一起参加科举，一起中进士，本来前途一片光明，没想到卷入了“乌台诗案”。这事得怪苏轼那张嘴，他看不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弊端，写了几首诗讽刺，结果被新党抓住把柄，说他“谤讪朝政”，把他关在御史台（因为官署里有乌鸦，所以叫“乌台”）审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