巷子口的梧桐叶黄透的时候,我正在垃圾桶里翻一个还算完整的纸箱子。风卷着碎叶子往领口里钻,我缩了缩脖子,听见身后传来“哗啦”一声——刚找到的箱子被自行车碾扁了。
“对不住啊小伙子。”骑车的老头慌忙下车,灰扑扑的帽檐压得很低,露出的手背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。
我摇摇头,踢了踢那团废纸壳,没说话。这阵子我已经习惯了沉默,毕竟每天要想的事太多:房租还差三百,手机话费欠了五天,明天早饭能不能找到两个热包子。三个月前我还是写字楼里穿西装的策划,一场投资失败把我卷成了流浪汉,连名字都快被人忘了,只记得楼下保安总喊我“那个捡瓶子的”。
老头却没走,盯着我手里半袋没吃完的饼干:“还没吃饭?”
“嗯。”我捏紧了袋子,饼干渣从指缝漏出来。
他从车筐里摸出个铝饭盒,打开来是冒着热气的牛肉炖萝卜。肉香混着萝卜的甜气漫过来,我胃里一阵翻腾,却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。
“尝尝?”老头把饭盒往我面前递了递,“我孙女给我炖的,我牙口不好,吃不了这么多。”
我看见那肥瘦相间的牛肉块,喉结动了动,还是咬着牙摆手:“不了,谢谢您,我不吃牛肉。”
这是实话。从小我就碰不得牛肉,不是过敏,是心理上的抗拒。小时候被邻居家的黄牛追过半条街,从此看见带点腥气的红肉就犯恶心。老头大概没料到会被拒绝,愣了愣,把饭盒盖好放进筐里:“不吃啊,那真是……怪可惜的。”
他骑车走的时候,我听见车筐里的饭盒叮当作响。那天晚上我蜷在桥洞下,饿得实在扛不住,想起那锅牛肉的香味,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怪癖有点不合时宜。
过了几天,我在菜市场帮人卸完一车白菜,老板塞给我一张名录,说是附近社区给独居老人送爱心餐的志愿者名单,让我有空去领份饭。名录是打印在A4纸上的,边角已经卷了毛,我扫了一眼,看见上面有“牛肉套餐”的字样,心里那点抗拒又冒了出来。
正想把纸团了扔掉,又看见那天撞我的老头推着车从市场出来。他车筐里装着袋面粉,走得踉踉跄跄。我犹豫了一下,快步走过去扶住车把。
“又是你啊。”老头认出了我,眼睛笑成一条缝,“这是……”
“领饭的名录。”我把纸递给他,“上面有牛肉,我用不上。”
老头接过名录,指尖在“红烧牛肉”那栏顿了顿,抬头看我:“你真不吃?”
“嗯。”
“那我替你领了?”他小心翼翼地问,像怕碰碎什么东西似的,“我家老婆子前两天还念叨想吃口炖牛肉呢。”
我点点头,看着他把名录折成小方块塞进兜里,骑车拐进巷子深处。阳光斜斜地照在他佝偻的背上,车筐里的面粉袋晃悠着,像个发白的补丁。
之后的日子,我还是在附近打转,捡瓶子,帮人搬东西,偶尔能从面馆老板那讨碗面汤。老头见过我几次,有时会塞给我两个馒头,有时是半袋咸菜。我没问他名字,他也没问我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,就像两条偶尔相交的影子,默契地保持着距离。
降温那天,我揣着好不容易攒的五十块钱去交话费,路过社区服务中心,看见领爱心餐的队伍排得老长。老头站在队尾,手里捏着我给的那张名录,帽檐上沾着白霜。我缩在墙角等了会儿,他出来时手里提着两个餐盒,看见我,眼睛亮了亮。
“给。”他递过来一个餐盒,“今天有素包子,我多领了一份。”
我接过来,指尖触到温热的塑料,心里忽然有点发堵。打开一看,三个胖乎乎的白菜包子,还冒着热气。
“谢谢您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说这三个字。
他摆摆手,把另一个餐盒抱在怀里,快步往家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,忽然发现那餐盒上印着“红烧牛肉”的字样——原来他自己吃的是牛肉。
腊月二十三那天,我蹲在银行ATM机的角落里避寒,手机突然响了。是房东,语气像结了冰:“再交不上房租,明天就把你东西扔出去。”
我挂了电话,盯着屏幕上仅剩的17.8元余额,喉咙里发苦。雪粒子打在玻璃上,沙沙作响,我数着地上的烟蒂,数到第12根时,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是那个老头。他裹着件旧军大衣,眉毛上结着白霜,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。
“这个你拿着。”他把信封往我手里塞,“看你这阵子不容易。”
我捏了捏,厚厚的一沓。打开一看,全是崭新的二十块,数了数,正好两千。
“大爷,这不能要。”我慌忙往回递,“您这钱……”
“拿着。”他按住我的手,力气大得惊人,“不是白给你的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去年冬天,”他往我身边凑了凑,声音有点发颤,“我在菜市场门口晕倒了,你还记得不?”
我的记忆像生了锈的锁,被他这句话撬开一条缝。去年冬天,我还没落魄的时候,确实在菜市场见过一个晕倒的老人。那天我刚买了菜,手里提着单位发的福利——一大块真空包装的牛肉。救护车来之前,我蹲在老人身边,给他喂了点热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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