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炎四年（公元1130年），这一年对于偏安江南的赵宋王朝来说，是惊魂未定后的喘息之年。金军的马蹄掠过长江，宋高宗赵构还在温州海上晃悠，而在福建尤溪的一个普通家庭里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这孩子出生时，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，排列如北斗，他爹朱松觉得这娃日后定非池中之物，便给他取名为“熹”，字元晦——这便是日后的朱熹朱夫子。

朱熹的童年过得不算宽裕。他爹朱松本是个文官，可惜在朱熹十四岁时就病逝了，临终前把儿子托付给三个好友：刘子羽、刘勉之、胡宪。这三位都是当时有名的儒士，尤其信奉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的理学。于是，小朱熹就跟着这几位叔叔辈的人物读书。据说他小时候特别爱琢磨事儿，刚会说话时，他爹指着天说：“这是天。”小朱熹立刻反问：“天之上是何物？”把他爹问得一愣——这孩子，天生就是搞哲学的料。

在诸位长辈的教导下，朱熹早早接触了儒家经典，尤其对《四书》（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）下了苦功夫。但少年朱熹并非只钻故纸堆，他对佛、道思想也很感兴趣，十几岁时还曾钻研过禅宗佛学。这种广泛涉猎的经历，为他日后构建庞大的理学体系大下了基础。

绍兴十八年（1148年），十八岁的朱熹参加科举，居然一举中第，考中了进士。这在当时算是少年得志，但朱熹却没把心思全放在官场。他当官之余，最爱干的事就是找各地的学者交流学问。当时二程的理学在南方已有传播，但还没形成系统，朱熹便立志要做二程的“传道人”。

朱熹的核心思想，用四个字概括就是——“格物致知”。但这四个字到底啥意思，别急，咱慢慢掰扯。

“格物”，按朱熹的解释，就是“穷至事物之理”，说白了，就是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。“致知”，则是“推极吾之知识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”，就是把自己的知识推到极致，让自己啥都明白。但这不是简单的观察事物，朱熹认为，每样东西里都包含着“理”（宇宙的终极真理），人要通过“格物”来发现这个“理”。

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要“格”一张桌子，不是只看它是木头做的、能放东西，而是要思考：这桌子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？它的“理”是什么？再延伸一下，世间万物的“理”又有什么共同点？最后要明白，所有的“理”都源于一个最高的“理”，也就是“太极”。这听起来有点玄乎，其实就像现在说的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，只不过朱熹把“本质”上升到了哲学高度，还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挂上了钩。

在伦理方面，朱熹提出了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这话现在常被误解，以为是压制人性，其实朱熹的原意是：“天理”是符合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，比如“三纲五常”；“人欲”则是超出正常需求的欲望，比如贪婪、淫邪。他认为人要通过修养，克制过度的欲望，遵循天理。当然，后来这话被某些人歪曲利用，那是后话了。

朱熹还特别重视教育，尤其是基础教育。他编着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把《四书》抬到了比《五经》还高的地位，还写了《童蒙须知》，教小孩子怎么穿衣、吃饭、读书，讲究“洒扫应对进退之节”。这些教材通俗易懂，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了。

就在朱熹在福建埋头搞学问的时候，在江西金溪（今属江西抚州），另一位思想家也崭露头角。此人姓陆，名九渊，字子静，因为曾在象山（今江西贵溪）讲学，自号“象山居士”，后人称他“陆象山”。

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，两人算是同一时代的人，但学问路子却大相径庭。陆九渊从小也爱琢磨事儿，据说他三四岁时就问他爹：“天地何所穷际？”把他爹也问住了——看来搞哲学的人小时候都爱问“终极问题”。

陆九渊的思想，核心是“心即理也”。啥意思呢？他认为“理”就在人的心里，不用向外去“格物”，只要“发明本心”，也就是反省自己，就能认识“理”。这和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正好相反：朱熹说要“向外求”，陆九渊说要“向内求”。

举个例子，比如要明白“孝”的道理，朱熹说你得研究各种孝顺的事例，总结出“孝”的“理”；陆九渊则说，你心里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孝，只要问问自己的心就行了。陆九渊还提出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”，把“心”和“宇宙”直接划了等号，这想法够大胆。

陆九渊的学问风格也和朱熹不同。朱熹讲课喜欢引经据典，条分缕析；陆九渊则擅长“启发式教育”，常常通过谈话、问答来点醒学生。他讲课的时候，语言直白，感染力强，据说“听者感动”，很多人不远千里来听他讲学。

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学问观点不同，但早年并没有直接交锋。直到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朱熹听说陆九渊兄弟陆九龄的学问不错，便从福建跑到江西上饶的鹅湖寺，想跟他们交流交流。这一下，就引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着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