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为何离开啊？”王寿彭突然问道，目光中透露出几分探究与关切。

王怀兰叹了口气，沉声道：“我被不明真相的人秘密关押了一年，没想到这一年间，山大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。”

听后，王至诚举杯想劝酒，却见王寿彭神情凝重，似乎沉浸在深思之中。

王寿彭拉过王怀兰的手，语气中透出无奈与愤懑：“在山大创办国学院，或成立国学馆，难于上青天啊！每年的开学典礼及孔子诞辰，我都要带头向孔子神位行跪拜礼。我所聘任的经史学教师，多是前清科甲出身的翰林、举人或书法、中医等方面的大家，但一些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人却反对我。我错在哪儿？”

王至诚想了想，直言不讳：“接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派人物，自然对伯父您行跪拜礼这样的守旧行为感到不满，因此您遭到山大师生的联名请愿和强烈责难，实属不足为怪。”

“再新潮的文化总不能丢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啊！一些新文化是扎根在传统文化之上的！”王寿彭辩解着，脸上露出一丝委屈，“虽然我解职而去，但心不甘，我还给北大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。”

此时，王怀兰插嘴：“蔡元培已经不在北大了，他因支持蒋司令、吴稚晖‘清共’而烦恼，已将精力转移到筹备中央研究院上。”

王至诚说：“蔡元培先生为人宽厚、恻隐为怀，他的教育思想自由灵活，兼容并包。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，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。”

王寿彭说：“虽然他批评我在孔子神位前的跪拜礼过于迂腐，但对新文化要扎根于传统文化的观点却给予了支持。”

王至诚听着，心中逐渐明白了王寿彭的苦衷。

王怀兰言辞简练：“东京将来可能在中国举办大量日语学校，这与你们的文化思想截然不同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亟需发展壮大。国内外局势动荡，创办国学院、国学馆或中国经典文化联合会更有意义。”

王寿彭说：“自去年从山大辞职后，我很少参与教育，赋闲在家写写字。”说到此处，问：“王兄可是书圣世孙，可曾有《兰亭序》的唐摹本？”

王至诚看爷爷向他递眼色，忙从书画包里取出一幅《兰亭序》。

王怀兰从王至诚手中接过一幅《兰亭序》，对王寿彭说：“这‘琅琊本’的《兰亭序》算是我送给国学院、国学馆、联合会的财富……”

王寿彭见状，微微一笑：“当年书圣写过多少遍、多少幅传给子孙？李世民令多少人摹临？至于书法家米芾、赵孟頫、董其昌、唐寅、文徵明乃至清乾隆皇帝都摹写过的《兰亭序》，又有多少真伪？这文化是国家的灵魂，是民族的精神烙印，我们不能让外国敌特分子在中国进行一场不见硝烟的文化大战。”

王怀兰紧握着王寿彭的手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我理解您的难处，您现在不在山大的一线，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儒教和国学。”

“过时的凤凰不如鸡啊！”王寿彭苦笑着回应。

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！”王怀兰轻拍着他的手，试图安慰他，“听说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，您可以去找他。”

“您让我去找那位穿清朝服饰、留小辫的古董辜鸿铭？”王至诚显得有些疑惑。

“贤侄你有所不知！”王寿彭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，“辜鸿铭，祖籍惠安县，1857年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，名汤生，号立诚，自称慵人、东西南北人，精通多种语言，号称‘清末怪杰’。”

王至诚点了点头：“此人凭学问倒也配做山大的第一把椅子，但他的人品和思想也实在让人担忧，毕竟他曾被推荐为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的大帅张作霖的顾问。”

“这些还不便于评价。”王寿彭说，“当年（1924年），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，迎接他的就是辜鸿铭与梁启超、蔡元培、胡适等人。辜鸿铭赴日讲学三年，1927年从东京回国，但很快妻子去世，今年4月他接到张宗昌的邀请。”

“您让我们去拜见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吗？”王怀兰有些生气。

“在张宗昌的眼里，宁用一个死人，也不用我寿彭啊！”王寿彭的语气中满是无奈。

王怀兰则笑着问：“张宗昌总不能自己当山大的校长吧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”王寿彭反问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“所以您和张宗昌杠上了！我看您还是再次出任为好！”王怀兰毫不留情地分析着。

王寿彭摇了摇头，坚定地说：“就是张宗昌跪着再请我三次，我也不会再任！做人要有骨气！”

“这位王老说得好！”一位年轻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

众人转身，看到一个十七、八岁的英俊青年，穿着学生服，微笑着走来，声音温和，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：“王先生在别人眼里或许过于迂腐和保守，但生活中的王先生却平易近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