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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3章 山大风云:难忘的抉择(1 / 1)

“你为何离开啊?”王寿彭突然问道,目光中透露出几分探究与关切。

王怀兰叹了口气,沉声道:“我被不明真相的人秘密关押了一年,没想到这一年间,山大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。”

听后,王至诚举杯想劝酒,却见王寿彭神情凝重,似乎沉浸在深思之中。

王寿彭拉过王怀兰的手,语气中透出无奈与愤懑:“在山大创办国学院,或成立国学馆,难于上青天啊!每年的开学典礼及孔子诞辰,我都要带头向孔子神位行跪拜礼。我所聘任的经史学教师,多是前清科甲出身的翰林、举人或书法、中医等方面的大家,但一些受过新思想教育的人却反对我。我错在哪儿?”

王至诚想了想,直言不讳:“接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派人物,自然对伯父您行跪拜礼这样的守旧行为感到不满,因此您遭到山大师生的联名请愿和强烈责难,实属不足为怪。”

“再新潮的文化总不能丢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啊!一些新文化是扎根在传统文化之上的!”王寿彭辩解着,脸上露出一丝委屈,“虽然我解职而去,但心不甘,我还给北大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。”

此时,王怀兰插嘴:“蔡元培已经不在北大了,他因支持蒋司令、吴稚晖‘清共’而烦恼,已将精力转移到筹备中央研究院上。”

王至诚说:“蔡元培先生为人宽厚、恻隐为怀,他的教育思想自由灵活,兼容并包。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,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。”

王寿彭说:“虽然他批评我在孔子神位前的跪拜礼过于迂腐,但对新文化要扎根于传统文化的观点却给予了支持。”

王至诚听着,心中逐渐明白了王寿彭的苦衷。

王怀兰言辞简练:“东京将来可能在中国举办大量日语学校,这与你们的文化思想截然不同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亟需发展壮大。国内外局势动荡,创办国学院、国学馆或中国经典文化联合会更有意义。”

王寿彭说:“自去年从山大辞职后,我很少参与教育,赋闲在家写写字。”说到此处,问:“王兄可是书圣世孙,可曾有《兰亭序》的唐摹本?”

王至诚看爷爷向他递眼色,忙从书画包里取出一幅《兰亭序》。

王怀兰从王至诚手中接过一幅《兰亭序》,对王寿彭说:“这‘琅琊本’的《兰亭序》算是我送给国学院、国学馆、联合会的财富……”

王寿彭见状,微微一笑:“当年书圣写过多少遍、多少幅传给子孙?李世民令多少人摹临?至于书法家米芾、赵孟頫、董其昌、唐寅、文徵明乃至清乾隆皇帝都摹写过的《兰亭序》,又有多少真伪?这文化是国家的灵魂,是民族的精神烙印,我们不能让外国敌特分子在中国进行一场不见硝烟的文化大战。”

王怀兰紧握着王寿彭的手,激动地说道:“我理解您的难处,您现在不在山大的一线,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儒教和国学。”

“过时的凤凰不如鸡啊!”王寿彭苦笑着回应。

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!”王怀兰轻拍着他的手,试图安慰他,“听说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,您可以去找他。”

“您让我去找那位穿清朝服饰、留小辫的古董辜鸿铭?”王至诚显得有些疑惑。

“贤侄你有所不知!”王寿彭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,“辜鸿铭,祖籍惠安县,1857年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,名汤生,号立诚,自称慵人、东西南北人,精通多种语言,号称‘清末怪杰’。”

王至诚点了点头:“此人凭学问倒也配做山大的第一把椅子,但他的人品和思想也实在让人担忧,毕竟他曾被推荐为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的大帅张作霖的顾问。”

“这些还不便于评价。”王寿彭说,“当年(1924年),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,迎接他的就是辜鸿铭与梁启超、蔡元培、胡适等人。辜鸿铭赴日讲学三年,1927年从东京回国,但很快妻子去世,今年4月他接到张宗昌的邀请。”

“您让我们去拜见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吗?”王怀兰有些生气。

“在张宗昌的眼里,宁用一个死人,也不用我寿彭啊!”王寿彭的语气中满是无奈。

王怀兰则笑着问:“张宗昌总不能自己当山大的校长吧?”

“怎么不能?”王寿彭反问,嘴角微微上扬。

“所以您和张宗昌杠上了!我看您还是再次出任为好!”王怀兰毫不留情地分析着。

王寿彭摇了摇头,坚定地说:“就是张宗昌跪着再请我三次,我也不会再任!做人要有骨气!”

“这位王老说得好!”一位年轻的声音突然响起,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

众人转身,看到一个十七、八岁的英俊青年,穿着学生服,微笑着走来,声音温和,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:“王先生在别人眼里或许过于迂腐和保守,但生活中的王先生却平易近人。”